世亊无常话舅舅
——戏剧性与偶然性左右人的一生
人老了，就喜吹和晚辈讲古。子女们觉得我生不逢时又逢时，虽然吃过苦，受过罪，大好的年华不能为国家多做亊，为成为藉藉无名的平头百姓而惋惜；又觉得我现在能吃饱喝足，还能含饴弄孙，尽享天伦之乐，应该知足了。是的，我比上一辈幸运多了，我有两个舅舅比我有才多了，都不得善终，又怪谁呢？
我说的俩个舅舅，一个是亲舅舅，姓陈，讳拔寻，不只我没见过，连我父亲都只见过一面。他在省城长沙读高中，后来抱着从军报国的理想进了黄埔军校，直至离开人世，只回来休过两个月的假，父亲才见到他，并且送给父亲一首新诗和一张戎装的照片。父亲说，舅舅新诗写得挺好，可惜丢失了。舅舅本来是文兿青年，五四之后成名的作家的著作几乎全有，积在家里一大柜子，还有孙文全集、饮冰室文集、新民丛报等。在当时的氛围下，如果能象沈从文一样，有人提携，说不定我有一个著名文化人的亲戚了。可惜他受堂姊夫王化琪（解放前夕去了台湾，终老美国，据说是高官）的影响，走从军之路，40年代前期就异外身亡了。解放后，我背着舅舅在台湾的黑锅几十年。唉，人就这样不愿成人之美！舅舅收藏的书也被我们一盆火烧得精光。
亲舅舅有，和没有一样。不耽心，我还有一个堂舅，很值得一叙。
这个舅舅名虞韶，曾在衡阳三师求学，和陶铸是上下届同学。三师是湖南的革命摇篮，很多著名革命领袖都是从此校走上革命道路的。堂舅也是在这种气氛的感染下，成了狂热的革命青年。土地革命时期回到安仁农村成立农民协会打土豪，分田地。如今在安仁县档案馆还可以查到当时的档案，明白记载他是县委组织部长。和他一起闹革命的成了名人的，我知道有55年授衔中将，担任过总后勤部副部长的唐天际，西藏军区司令的谭冠山。这样说来，我有很好的社会背景了，在特别讲究“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生儿会打洞”的唯成份论的时代，不说能沾多大的光，至少也有一把保护伞了。且慢，后来发生了戏剧性变化！
大革命失败，井岡山守不住了，发生战略大转移，在井岡山边沿山区闹革命的堂舅，依理也应该参加长征才行，不然他怎么活得下来？历史不可假设，他就是没去，后来一直在攸县担任督导员，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局长。这多大点官？又与地方政府实权部门离得远，估计作恶轮不上他，行善也不会有他的份。一个督导员有多大的能量？一种推测（也仅仅是推测！），他究竟受过革命的洗礼，错过长征的机会，或者说害怕长征的艰苦，反正他没有遭清洗，当然也不存在出卖组织、同志的情况，或许“隐居”攸县也说不定。我知道在攸县他坐过几次牢，做亊的时间少，坐牢的时间多。最后一次放出来，回到他的老家闲居。他也来过我家几次，一次住十几天，看书散步。我祖母是很不愿意接待长住客人的，因为这个堂舅是读书人，她也高高兴兴招待了。
大约是四七年秋天，离堂舅家七八里地的两派乡绅内斗，并且动起了武，将另一派的一个人打死了，死人的一派说另一派的后台是陈虞韶，于是舅舅背负了一笔“血债”，成了解放后走进厄运的开始。
四九年，安仁解放，堂舅去找过农民协会时的老友唐天际，想参加新政府的工作，据说是脱党这一段经历无法说淸楚，沒有搭理他。事实也是这样，革命困难时期你当逃兵（不管什么原因，姑且说是逃兵！），革命成功了，你来摘桃子，当然是不可能的。在减租反霸时，作恶霸地主抓起来，审查了六年，最后以有“血债”镇压了。家属子女，吃尽了苦头，那是后话。
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，平反冤假错案，家属也将这个问题提出来，通过调查，血案否定了，头却接不上去。翻档案，三十年代确实担任过地下党组织县委组织部长，遗属不算“反属”，回归社会，过上正常人的生活，还要什么呢？
想起俩个舅舅的一生，我觉得万亊随緣最好！